内外交困中启动的Ⅱ型机

——激光照排系统研制回忆之四

    1979年7月原理性样机排出一版报纸样张后，我们决定见好就收，不致力于系统的实用和生产，而只是对付鉴定会，1979年9月起我把主要精力放在Ⅱ型机的设计上，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Ⅱ型机照排控制器方案的确定

    1979年上半年我的全部精力放在原理性样机的硬件调试上，但断断续续地曾设想过下一代控制器的结构，觉得以双极型位片微处理器为主体的方案也许是一个******选择。当时唯一的这种芯片是Intel 3000，仔细研究手册后发现该芯片很不好用，微程序设计也很不方便，而且有很多会影响性能的限制。

    1979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美籍华人李凡教授来中国帮助清华大学建立硬件实验室，他专程拜访我，当时他指导MIT的研究生正在研究高分辨率汉字字形的信息压缩问题，采用的是部件组字的方案。他看了我们系统输出的底片后非常赞赏，他的研究生在论文中写道： “过去的各种方法都未解决汉字信息的压缩问题，或者是压缩率低，或者是压缩率高而质量不好。因而高质量的中文输出系统虽然有，但非常昂贵。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研究小组在1979年8月宣布他们的系统用了一种信息压缩技术，500万字节的存储量可以存储65万个汉字时，使人激动和印象深刻，总压缩率达1∶500，而输出质量无懈可击！”“中国这一系统可能是唯一的性能价格比合理的中文照排系统。”李凡建议我去MIT工作一段时间，由他出面申请福特基金会资助，利用那里良好的硬件开发环境，把北大的工作在MIT继续下去。我经仔细思考后婉言谢绝了李凡教授的一片好意，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国内的集体和协作单位。针对李凡的建议，周培源校长还主持校务委员会专门进行了讨论，让我列席会议，会上一致同意我的意见。李凡教授的合作建议虽然未被我们接受，但他帮了一个大忙，1979年10月他带来了刚刚出版的Am2900手册，封面上印有“正在开发中”(Under Development)的大字，说明尚无正式产品。他告诉我Am2900比Intel 3000要好得多，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李凡提供的信息对决策是有价值的。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Am2900手册，不由得心花怒放。我从1958年起就具体从事计算机的逻辑设计，一直追求设计的“漂亮”，而Am2900的性能使我深信可以设计出速度很快，而且很美的硬件(以当时的标准，而不是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从事有趣的、富有挑战性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1979年时DRAM的集成度还不高，专门生产存储器板的Mostek公司出的400mm×450mm存储板也只有128KB容量，用20MB的DRAM作整版点阵缓冲当时还是完全不现实的，但是用512KB的DRAM存放一本书所用到的全部字模是可行的，避免了原理性样机中的磁鼓。不能整版缓冲，不得不仍旧采用逐段生成和逐段缓冲的做法，但从原理性样机中一次生成和缓冲8线改成32线以提高字形产生速度。为了提高速度，用了两台微处理器(每台由4片Am2901和一片Am2910组成，后者是微程序控制器)，一台作当前汉字轮廓标记点阵的生成，另一台作上一汉字的填充，两台微处理器在状态触发器协调下平行工作。Ⅱ型机的照排控制器取名为TC83, TC是Typesetting Controller的缩写，预计应在1983年完成。TC83除DRAM存储板外，共用了200多块芯片，与原理性样机相比，元件减少了一个数量级。TC83设计的要点在于Am2900系列、外围逻辑与微程序三者的配合，用最少的设备，获得尽可能高的速度。这一方案在80年代初是很有竞争能力的，因为PC机还没有，后来出来的PC机速度也极慢，而门阵列专用芯片还未成为可以广泛应用的商品。TC83所用的芯片和写入设备都是很新的，为了采购这些东西真是花了不少心血，当时已经去香港的荣智健先生帮了不少忙。

寻求对外合作中的小插曲

    1979年时我们对外渠道还不畅通，信息不够灵，买设备和元件也不方便，所以科委和周培源校长都希望我们加强与国外合作，以我们技术为主，购买外国的部分设备，使Ⅱ型机真正实用。主系统和软件我们并不想让外商插手，但在终端研制方面我们很想与国外合作，也想通过外国合作者买设备和元件。1979年11月，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代表团访华，副团长、哈佛大学教授Hofheinz作了汉字打印机的一个报告，休息时我向Hofheinz简单说了两句我们的工作，并给他看了印刷的报版样张，立刻引起他的很大兴趣，邀我到休息室详谈。于是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系统的技术特色，当时负责接待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的某部门的一位同志也在场，尽管他不懂技术，也不懂英语，但没有礼貌地几次打断我们的话，说：“人家是美国教授，都懂，不用你来说。” Hofheinz则听得津津有味，请我继续说下去。由于交谈受到干扰，很快结束了，我向负责接待的该同志表示歉意，因为事先没有安排。Hofheinz知道我是北大的，当天就打电话给北大，要找周培源校长，因为他们认识。校长办公室就转告周老，说有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找他，并留下了电话，但把名字说成霍夫曼。当天晚上我去周老家汇报与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接触的情况，周老告诉我，有一个他并不认识的霍夫曼打电话找他，我说就是Hofheinz。周老当即指示校长办公室主任文重，要他和我们一起去会晤。第二天我又到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报告的会场，一方面再一次向会议组织接待者表示歉意，因为我与Hofheinz的短时间交谈事先没有提出和得到接待部门的同意；另一方面我与Hofheinz约定在第二天的晚上与该代表团的主要专家见面。文重、李一华和我三人去代表团下榻的宾馆，除Hofheinz外，代表团成员还有国际光电子公司印刷专家、麻省理工学院电子技术专家等多人。他们用放大镜看完我们输出的底片后大为赞赏，认为“激动人心”和“印象很深”，并表示愿意合作。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对方缺乏经费)而没有谈成。几天后负责接待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的某部出了一个接待简报，上面有一段文字，大意如下： 北京大学王选事先未经接待部门同意，与美国文字印刷基金会的Hofheinz教授用英语作了急促的谈话。该简报发到了北大，有同志在组内读这段文字后引起哄堂大笑，纷纷说，假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选这件事就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了。1987年和1991年我去美国波士顿参加国际文字处理会议，并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和特邀报告，两次都见到了当年文字印刷基金会代表团的某些成员，其中一位朋友还提出希望做方正系统的北美代销商。

    1979年11月，在文重同志的安排下，我们与日本日立接触，日立制作所的神奈川工厂厂长、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通用计算机M200H的主要设计人中泽喜三郎等参加会谈，他们说“最感兴趣的是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技术，你们在这方面领先了，过去日本人觉得这一问题很难，你们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困难，对日本是一很大鼓舞。”“精密照排系统不能在日本推广的主要原因是硬件系统太贵，你们采用这种做法若能显著降低造价将有很大意义。”日立在书面建议中表示愿意购买这一技术。

    1980年1月，我们又与日本松下电气公司会谈，最后确定与松下合作研制汉字终端。在此期间日本松下电气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率高层代表团参观北大照排系统后，给周培源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汉字信息处理系统方面，贵大学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我感到非常高兴。” 

中年教师出国风潮的冲击

    1975～1977年北大七四八工程班子组建时，遇到各系领导的阻力，困难重重，但很多教师个人还是很愿意来的。在昌平分校工作的电子仪器厂的同志很愿意在校本部参加协作；“四人帮”期间教师是被改造的对象，承担教学任务的老师教工农兵学员，业务不易提高，评教评学时还会受到不太礼貌的对待。上述因素加上七四八工程是个新项目，因而具有吸引力，多少被认为是个“美差”。1976年物理系张合义已介入七四八工程，他的一位朋友听说张已专职从事这项研究后，羡慕地连声大喊： “舒服、舒服。”不料，1978年底开始北大内部风云突变，一批中年教师获准出国作访问学者，业务上可以学习国外最新知识，经济上又能得到改善。“四人帮”期间对教师只管使用，不注意培养，计算机领域的教师长期从事繁重的工程工作或缺乏新意的教学，改革开放后大家很想读书、充电、提高水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激光照排项目从事的又是繁重的软、硬件工程任务，当时硬件开发条件是很差的，1979年由于所用的一批国产集成电路质量差，每次关机、开机都会损坏一些芯片，严重影响进度，为此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由研制人员通宵值班而不关机。软件开发的条件也很差： 100系列(NOVA系列)上只有BASIC，没有PASCAL，更没有C语言，开发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不得不用汇编语言；没有软盘，程序输入、输出都用纸带；没有显示器，用控制台面板操作调试程序；1984年前没有大样输出机，排版结果无法直观看到，不得不用西文字符宽行打印机输出天书般的结果，靠人分析结果来判断是否正确，而国产宽行打印机还经常出错或打出的英文和数字根本看不清楚。

    1978年北大开始恢复职称评定，从那时起直到1985年，高校和科研单位评职称往往重视论文，对从事应用项目的科研人员很不利。那段时间内，北大计算机和电子领域的教师，谈起工程项目都有点“谈虎色变”，认为很难稳定队伍，吃力而不讨好。当时这是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倾向。1981年春，聂荣臻元帅专门给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写信，指出： “当前对科技干部晋升职级时，有的片面强调有何著作，发表过什么论文……在此风影响下，有的科技人员不愿动脑子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热心埋头著书写论文。这说明有些单位在掌握晋升职级条件中有偏差。”

    上述种种原因使七四八工程成了多少有点“不得人心”的项目。面对出国风潮，张龙翔同志1979年还专门在全室大会上动员大家暂时不要出国，齐心合力把七四八工程搞好，并许愿说，项目成功后，凭他的老面子，可以送几个人去加拿大作访问学者。在遇到很多挫折，看不见名和利的情况下，还是有一批中年教师留了下来，决心继续Ⅱ型机的研制，并使之成为商品。

    今天讲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但我们坚信，致力于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是适应社会需要，符合发展大方向的，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总有一天这种做法会被人们所认识。凭着这些信念，我们度过了这段难关。70年代，北京大学在微电子和通信领域取得了国内领先的成果，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述潮流的冲击下一下子滑坡，后来虽然作出努力，但始终未能恢复当时的显赫地位。由此可见，越是在逆境中坚持的单位和个人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越大。

陈堃銶患癌症

    1975年5月北京大学照排项目一开始，陈堃銶就负责软件。国产100系列(NOVA)上的操作系统RDOS只支持前后台操作，而七四八工程的第一用户新华社要求4～8台汉字终端同时访问和修改主系统中的文件，例如每天14万字的《新闻稿》的编排就有这种需要。为此，陈堃銶负责研制的软件中包含专用的分时操作系统，命令处理程序和批处理书版排版软件。按1981年鉴定会时的统计，程序量约14万行，且全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发这样规模的软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1981年上半年，她忙于调试软件，编排版面较复杂的功能样书以检查软件的功能，为鉴定会作准备，当时已发现便血，但顾不上去看。鉴定会后的暑假又忙于Ⅱ型机整个软件的换代工作，直到1981年10月5日才抽空去北大校医院检查。外科大夫用肛门镜探视后，交头接耳、神态严肃，要她第二天就去北医三院检查，并叮嘱一定要家属陪同，她马上意识到可能是肠癌。10月6日，我陪她去北医三院，确诊为直肠癌，最好立即住院手术。这不啻是晴天霹雳。北医三院的一位大夫告诉我，由于便血时间达半年，癌细胞转移的可能性是50%，使我忧心忡忡，悔恨不已。陈堃銶倒很镇静，确诊的当天去办公室交待和讨论工作，然后准备住院。在住院动手术之前还和同房病友谈笑风生，并一起唱50年代的苏联歌曲。一位同房病友的丈夫是个干部，感动地对我说，像你爱人这样坚强的女同志是不多见的。听了这种赞扬，我只是祈望癌细胞千万不要扩散。住院后进一步检查，已初步判断转移的可能性较小，手术后，淋巴结切片未发现任何扩散，使我稍放宽心。陈堃銶住院期间，我基本上没有上班工作，只是参加一些最重要的会议，这一个多月是我一生中做家务最卖力的时期，每天起床后考虑的不再是工作，而是应买什么菜和烧什么菜，按菜谱设计使一周内尽量不重复，但这种努力做家务的局面只维持了一二个月后又恢复原状了。

    陈堃銶手术后休息了一年，虽然这期间仍不时过问工作并与同事讨论业务问题，但这一年毕竟是她最轻松的时候。1975年以来我们一直盼望有一段安静的休假，完全脱离工作，哪怕只有一个星期也好，癌症使她得到了这种休息，获得了多年来没有过的良好睡眠。1982年秋她又投入了工作，继续负责软件的研制，以后几年的紧张程度和所承受的压力丝毫不亚于手术前的1976～1981年，但总算挺过来了。

总承厂个别领导的动摇

    1981年原理性样机鉴定会以后，样机的研制经费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也不准备投产，而是集中精力研制有竞争能力的Ⅱ型机。当时总承单位潍坊计算机厂的个别领导认为已经投入了四年而不见效，对新一代系统什么时候能投产和在市场上赢利缺乏信心，因此对Ⅱ型机的研制不大支持，1982年干脆决定下马，潍坊计算机厂的汤玉海听到此消息后立刻打长途向我“告密”，我马上找到电子部王昌茂，王昌茂说，正好副部长李瑞在山东，于是给李瑞打了长途。李瑞同志在电子部期间和后来一直热心支持这一项目，他立即找了山东省电子局和潍坊市电子局的领导，希望他们改变态度，继续全力支持七四八工程。与此同时，潍坊计算机厂的向阳坚决抵制了个别领导的错误决定，并提出若领导不干，他们几个技术人员把上级拨的科研经费拿出来继续搞下去。上下一致的努力，很快扭转了潍坊个别领导不积极的态度。当时汤玉海对我说，厂里的个别领导缺乏远见，说不定七四八项目将来真会给厂里抱个大金娃娃。后来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