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计算机研究的一些体会

    这两天北京市宣传王选，是为了宣传精神文明，树立典型。现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在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把我抬了出来，各种媒体进行包装以后上市。宣传李素丽，她才30多岁，还处在事业上的发展阶段；上海宣传陈竺，他45岁，还在创造的高峰，是中国科学院两位最年轻的院士之一。而王选则61岁了，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讲过：假如微软公司由一位60岁的老者领导的话，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所以比尔？盖茨会在55岁退下来，交给年轻一代。今天宣传王选应该讲些什么事情呢？有一句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我创造高峰已过，已经没有太多“勇”的地方了。有一次在电视上，人家要李素丽形容一下她自己，李素丽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这样说比较贴切，她这种善良爱心感动了一大批人为人民服务。轮到我，我也有一句话形容自己：“是一个曾经做出过贡献，今天高峰已过，赶不上新技术发展的计算机专家。”所以今天的报告会我没有办法，只能谈当年勇，违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说法。我近年来已脱离了技术第一线，两年前又脱离了管理第一线，所以最近几年的成绩都是在年轻人的领导下取得的。我就变得到处作报告，讲讲过去的经验，有时在电视台露露面，然后别人就说了，昨天又在电视上看见你了，我总是回答：“一个科技工作者老在电视上露面的话，就说明他的科学生涯快完蛋了。”我今天谈谈几十年来努力奋斗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可能对大家从事技术创新，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以及如何培养年轻人方面有一些帮助，我觉得很高兴。

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

    我谈技术创新，始终有这样的看法：技术创新需要一种环境，一种激励，以及需要多方面的支持，才能做出比较大的成果。李远哲先生在授予我陈嘉庚奖的时候是这样讲的，最近李远哲又说，要有一种肥沃的土壤，我们才能有创造的成果。

    我能取得一些成绩跟年轻时具备了跨领域的知识分不开，这点对今天人们在技术创新、选择科研项目等方面也许有些参考价值。为什么我能在1975年提出了数字存储这一崭新方案呢？当时人们是很不相信这种技术方案的。我想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选择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道路。1961年我从北大数学系计算机数学专业毕业已三年，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爬滚打。今天要我讲计算机486、586到底有什么差别，下一代CPU、未来一代到底怎么一个特点，我讲不清楚，但要问我50年代初国外有名的计算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只要有特色，我都能讲出来。当时一些新的计算机给我的印象太深，于是我就老问自己，你为什么总是停留在欣赏别人成果上，自己怎么没有创新？后来我才知道我不懂的是应用，我决心投身到应用的研究上去（今天软件非常时髦，但当时software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应用当时就是软件）。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我跨这一步时当时在中国是第一个，在美国也不多。一旦有了软、硬件两个领域的基础以后，忽然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我非常理解控制论的发明者维诺的这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盛的成果。在这空白区耕耘的人，一方面要熟悉本身这个领域的业务，首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同时要对相近的领域有丰富的知识，这样就可能提出很多创新的想法。

    我在20多岁时的另一决定是锻炼英语听力。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文革里就变成了“收听敌台”，带来不少麻烦，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1975年我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个项目时，当时一般的科技人员不大习惯查阅外国科技文献，而我则大量地看外国文献，了解国外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发展方向，这就很容易判断国内比我早开始做这个项目的几家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正确。国内搞照排的有5家比我早，其中有几家实力非常雄厚，有一家的参与单位个数比北京大学从事此项工作的总人数还要多，但这五家都选择了模拟的道路，唯有我们选择了数字道路。为什么机遇能偏爱到北京大学头上？只因我们有一个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用激光扫描是未来发展方向。但采用激光扫描，字形的信息量非常大，象出一份广州的《新快报》，每个正文字就是200×200四万个点，象“热潮”这两个******的标题字，是2000×2000个点，400万个二进位，大家每天都看报、看杂志、看书，这些报纸和书绝大多数是北京大学开创的技术排出来的，大家从来没有感觉到每天是在数点。这么庞大的信息量，存在一个如何储存的难题。日本当时流行的还是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很差；美国流行的是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1976年，中国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结论是中国只能搞二代机，不能搞第三代。因为他们一看日本的三代机，也是用点表示汉字的，由于信息量太大，就偷工减料，小字用64×64点阵，大字也用64×64点阵，放大以后，台阶非常严重。此外，三代机因为所用的阴极射线管是超高分辨率的，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它的底片也不过关。所以中国专家代表团得出了上述结论。由于我的数学背景，我很容易想到这么大的信息量可以用一种数学的方法，即用轮廓加参数的方法来描述，以便控制字形变倍时的质量。但当时的计算机速度比286慢得多，一个中型计算机用纯软件的方法把数学描述的信息变成点速度慢得惊人，一秒钟只能产生一个字，因为这个转化过程运算量太大。因为我有软、硬件两方面的背景，我又想出一个办法，对于转换中速度特别慢的操作，可以用一个专用硬件将转换过程的速度提高100倍到200倍，一般性操作则用廉价的软件来实现。这样搞激光照排四代机的困难就迎刃而解。所以我提出了“跳过日本的二代机和美国的三代机，直接搞国外根本没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这一大胆新颖的方案。但当时人们对此很难理解，就连二代机中国几个权威部门都还没有解决，忽然一个小助教能够用数学的方法，绕过二代机的困难而搞四代机，岂不异想天开？把我说成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说你想搞第四代，我还想搞第八代呢！我非常幸运，得到了有关主管领导的支持。当时最早支持的是748工程的组长、电子工业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局长郭平欣，以及小组的重要成员张淞芝，这两位1976年了解了我的方案后给予了包括经费在内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后来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以及后来的国家经委、经贸委，甚至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给予了支持，才使得中国没有经过二代机、三代机，直接从铅字跳到了第四代激光照排。1986年12月30日这天，《中国机械报》第一个用了我们的照排系统，从此中国报业和印刷业掀起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99％的报纸和黑白书刊都采用了当年北京大学开创的技术，这个领域外国没有插手进来。

    1987年，看到一部科教电影中讲了钱学森回国以后的一段故事，我心里非常感慨。钱学森回国后就建议中国先发展导弹，后发展飞机。人们就非常奇怪，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飞机是成熟的技术，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应该及时赶上才对；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洲际导弹，钱学森为什么主张先发展导弹？钱回答得非常妙，他说导弹容易飞机难，飞机是要载人上天的，涉及到安全性材料、发动机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的基础工业、材料工业不发达，需要很长的周期来考验和完善，一下子上不去。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消耗，难就难在它准确的制导，制导是依靠算法的，中国人非常聪明，完全有能力想出非常好的制导方法（钱学森就有著名的“钱氏公式”）。后来证明钱学森的看法是对的，中国的导弹、火箭很快上去了，现在成了世界四强之一。回想起来我们的历程跟这有点相似，搞光学机械式二代机真是难，北京和上海几家单位花了很大精力搞的方案都面临着机械上的极大困难，其原理是把字刻在一个透明圆盘或圆筒上，在照排过程中圆盘作高速的匀速转动，当选到需要照相的字符时，自动启动闪光灯发出短暂而十分强烈的光，使窗口位置上的字符经透镜和反射镜在底片上成像。由于圆盘或圆筒转得很快，又必须经受强烈灯光忽开忽关（每次感光只有几微秒）地照射，材料很容易变形，而且疲劳性和寿命都不够，对感光底片的要求也很高，这一系列机械上的困难难以克服。相比之下，搞四代机则容易得多，一旦解决了存储量问题，机械方面的问题就简单了：一个多面转镜或滚筒匀速走动，然后再用光扫描，相比三代机要简单得多。

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创新的重要源泉

    由于汉字笔划多，例如“量”字，有九个横道，在变倍、尤其是变小时，需保持横宽的一致或匀称，以保证变倍后的字形质量，这种控制质量的描述比美国人早了8年，并不是我的能耐比美国人大，而在于我们比美国人更早地获得了十分宝贵的需求刺激。70年代美国没有这种要求，因为西文26个字母128个字符都用点来表示信息量也不怎么大。到了1985年，美国人也吃不消了，当时积累了一千多套不同的字体，总存储量已相当可观，这才促使其也开始用轮廓加参数描述西文字形，而且比我当时做得要漂亮，我当时描述的是直线轮廓，他们则用二次曲线甚至三次曲线，比我又进了一步，但毕竟比我晚了若干年，晚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汉字多，比美国人更早地获得这种异乎寻常的需求刺激，这使我体会到，要让年轻人出彩，重要的办法就是把他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

******的享受是工作本身

    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在计算机领域内，只出点子、从来不动手实现的人不容易出大的成果。一个新思想和新方案的提出者往往也是第一个实现者，这似乎是一规律。因为开头人们总会对新思想提出怀疑，而只有发明者本人才会不遗余力、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百折不回地予以实现。美国“巨型机之父”克雷曾说过，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人们常常说“Can not do”(做不成)，而对这种怀疑的最好回答是“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做)。我从1975年到1993年做了整整18年，这18年确实非常辛苦，没有寒暑假，没有权利象普通人那样生活，我的家庭失掉了常人所拥有的乐趣，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这个乐趣就是工作过程本身。一个人得到荣誉和桂冠，是一种幸福一种乐趣，而更大乐趣在于克服工作本身的困难：百思不得其解，凌晨或半夜忽然想出解决办法来，这种兴奋愉快是难以形容的。我从1987年到1992年，每到一处首先就看街上的报纸，看哪个报还是铅排，哪个报已采用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我还可以看出是哪一个版本的，是老的版本还是新的版本。有时我看一种报，其实一个字都没看进去，全是在看字怎么样、版面怎么样，看到用自己研制的成果排出如此漂亮的版面，真是一种高度的享受。科学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居里夫人曾经讲过，科学探讨本身就是一种至美。歌德说，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在工作过程中会感到最高度的快乐。他提到一位著名画家鲁斯，看鲁斯画的山羊，从山羊的毛发中可以看出画家当初愉快的心情。我想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他的******回报并不是名和利，而是克服工作中的千难万险、最终取得成效所享受到的快乐。

树立正确的名利观

    我非常赞成欧美流行的一句话：一心想得到诺贝尔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我1990年曾经问过李远哲先生，他说从来没想到能得诺贝尔奖。当获奖的消息宣布时，他正在作报告，大家上前去祝贺他，李远哲以为大家是在祝贺他刚才作的学术报告很好。我想一个人有了成绩不要为当前名和利所诱惑。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我做不到上士，因为我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我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当年我们从事激光照排项目的有些中青年教师对名和利看得比较淡，甚至多少有点看破红尘。大家今天说方正又有名又有利，是知识经济的典范，大家哪知道在1978年到1985年时是何等艰难困苦！当时北大流行的潮流是写论文，这种风气在那些年刮得非常盛，所以当时聂荣臻元帅在给国务院干部局写的一封信中讲，假如提职称都要看论文的话，医生怎么看病？国防工作谁来干？当时我们处在严重的逆境情况下，要做很多商品化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但当时想的是要为国家真正做出成绩来，不能为当前情况所困扰。一个人难免要有名的，我的原则是可要可不要的名和利不要。我在评院士的时候，没找人推荐，更没找人活动，到后来快截止的时候，周培源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别人都不推荐，只推荐你一个人。但推荐人需要2个院士，仅周培源先生一个人推荐是无效的，因我是教委这条线上的最后还是评上了。即使后来研究初步取得了成果，我们也不为眼前的名利所诱惑。我们不大看重鉴定会上达到什么国际水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水平，很多时候鉴定专家是在既不丧失原则，又让对方高兴的前提下，加上很多限制条件，评出一个“国际先进水平”。大家知道这些加了限制词“国际先进水平”意义不大，否则中国早就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了。我们因为对此看得比较透，就坚持正确的方向，不断改进，推陈出新。1985年，华光型机系统通过*********鉴定，以后获得众多奖项：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86年日内瓦国际发明金牌，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得了毕昇奖等，但是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因为1986年国内几家有钱的大报社和几十家出版社用的是美、英、日的系统，假如国家1000万拨款研究出的产品最后市场上被别人打倒，那么我们到底有功有过？。这种负债心理促使我们不断进取，终于在1989年初步实现了商品化、产业化，并很快垄断了国内市场。

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将大大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要靠市场需求刺激技术，用先进技术引导市场，这两者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十年前，不少人担心激光照排是先进的技术落后的效益，因为中国劳动力便宜，铅排成本最低，而一套激光照排系统要上百万（后来降下来了，也有十多万），所以很难推广，但事实证明，由于激光照排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其推广速度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1986年中国的报纸几乎均为铅排，而1992年以后各大城市的主要报社都已采用北大开创的技术，就连新疆、内蒙、西藏这些将本族文字与汉字一起排版的地区也陶汰了铅字。事实证明只要技术带来革命性变化，就一定会形成一个大市场。淘汰铅字以后，人们担心方正就要萎缩，但我们十一年来一直保持营业额上升的形势，我们是用新技术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跨越，打出一个又一个新市场。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做彩色出版系统。我国的彩色出版领域过去二十多年一直被国外四家电子分色机厂商的产品所垄断。我国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仿制国外的分色机，仿制成一代，马上被国外新的一代所淘汰，始终未能进入市场。我们在1988年提出一种跨越的思想，不去仿制电子分色机，而是研究文图合一的彩色出版系统。在常务副院长肖建国教授的领导下，1992年1月21日这一系统在《澳门日报》投入生产性，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彩色照片和中文的合一处理，并整页输出彩色报纸版面。过去人工剪贴彩报的一版需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现在只需几分钟就能输出一版的四张分色片，使报纸时效要求高的新闻版上也能登彩色照片。接着我们又使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的制版质量可与电子分色机媲美，从而完全取代了电分机。1994年前很多单位向国家申请批经费购买电子分色机，到了1995年一家都没有了，大家知道该淘汰了。1992年以前很少有彩报，《人民日报》一年过节才出几次，现在是彩报满天飞，200家中国报纸配备了彩色系统，有很多家天天出彩报，象《北京晨报》，这就是高新技术炒出的一个新市场。

    第二个例子是研制卫星远程传版系统。1992年以前，《人民日报》每天用飞机将当日报纸版样传到全国各地30多个点，代价昂贵，速度慢。台湾的《联合报》、《中央日报》则是用价值20万美元的高速传真机来传版面。我们决定跳过传真机传版，直接研制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远程传版系统。该系统通过卫星专用通讯网络向各印刷点广播式地发送页面描述形式的版面，这在世界上也是首例。199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采用的北大方正卫星传版系统通过国家验收，采用这一系统后效率和质量有了质的飞跃，节省了大笔资金。去年江泽民主席到莫斯科访问，一早起来就看到新的《人民日报》，图片很清晰，他非常高兴，后来专门指示，希望能够在中国驻各国使馆更多地采用这种技术出《人民日报》。台湾的《中央日报》也购买了我们的远程传版系统，每天把版面传往世界各个报点。1996年我到台湾，参观《中央日报》，总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用你们的技术把版面传到洛杉矶，印的比台北还要好！ 

    后来，我们又在继“告别铅与火”后走向“告别笔和纸”。现在130多家配备了方正采编流程管理系统，《光明日报》的副总每天一上班就在机器上操作3个小时，编辑部的主任按总编的指示具体运行，整个操作都在计算机上进行。不久的将来还要启动“告别底片”运动，就是把版面的文字和图象信息直接输出到版材上，版材经自动处理后，可以直接上胶印机印刷，免除了输出底片、人工晒PS版等一整套工序，从而显著提高生产率，并有可能降低成本，这无疑是印刷技术未来的重大发展方向。目前《羊城晚报》、《新快报》开始告别底片，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我非常赞赏IBM Watson研究中心主任、当时的高级副总裁麦高地的话，他说，不考虑适合当前市场需要的开发，好比一个人不呼吸；不作未来市场需要的研究，好比一个人不吃饭。不呼吸，几分钟就会死去；不吃饭，两、三个星期也会丧命。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研究开发与市场的关系。我国计算机应用发展很快，已有一定规模的国内市场能哺育一批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企业迅速成长，但是国内市场又不足以推动我国企业、特别是软件企业形成大的规模。尽管北大方正在中文专业排版领域占主导地位，但这一领域的年营业额很难超过15亿元，而日本市场却大得多，大概是中国的十倍。日本有一个著名杂志社出20多种杂志，其中一本二手车杂志叫《CarSensor》，有关西、关东和名古屋三个版本，每期双周刊，厚达1000多页，每年有一万多家汽车厂在上面登广告。象这样的杂志社日本还相当多。在日本街头、地铁、超级市场到处可以看到印刷精美的彩色商品的广告，其彩色印刷质量之高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年几十亿美元的营业额，美国的印刷厂也达不到这种水平。而日本的印前出版软件并不很先进，给了我们很大的可乘之机。这样巨大的市场需求给我们年轻人一种深深刺激，开发出了方正日文出版系统，创造性地提出并实现了软插件体系，使系统容易扩展和升级，成为日本第一家基于数据库的通过Internet自动产生主页的系统。《CarSensor》杂志花400万美元购买了这一软件，效率比原来美国的软件系统提高10倍，用户很满意。2004年已有300多种日本报纸使用方正系统出版，明年会有更大的发展。

吸引年轻人才的四个条件

    计算机这类新兴学科，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应该重点支持尚未成名的、有才华、有潜力的小人物。我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文献看得多，在第一线上实践多，所以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已处在国内的前列；但当时我是无名小卒，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对实际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幸运的是我常常能说服别人，有时也不得不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绕过这种干扰。今天我已63岁，却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的所谓“权威”、“名人”。名人与凡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前几年，我在四川出差时，曾看到报上一篇文章，我很欣赏，文中说：名人用过的东西，是文物，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里，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真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了。其实，名人与凡人没有截然的差别，例如我这个“名人”，现在看的技术资料和文献不如年轻人多，第一线的实践和上机更远不如年轻人。对于计算机这种新兴学科领域，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术细节是容易犯“瞎指挥”错误的。所以1993年我就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支持年轻人进行科研创新；同时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清醒的头脑。

    要吸引年轻人有四个条件：

    一是成就感，要使年轻人有创造历史的感觉。我们进入日本市场后，日本的NKU采访获得国际奥林匹克金牌、银牌的方正员工，问他们为什么愿意留在国内，因为假如他们发16封信到美国，就会回来16封信表示接受并提供全额奖学金。他们回答说，在这儿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过去都是日本人把技术拿到中国来，现在日本也用中国技术，这种自豪感、成就感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在美国硅谷，一家公司一个美国人没有一点都不稀奇，没有中国人则是不太可能的，那里1／3搞技术的人才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到那里能够做出一流成果？我想是因为在那儿可以得到国内得不到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从而激发创造才能。我们进入日本市场就是这个目的。我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做动画制作，做非线性编辑系统，全部流程电脑化；我们跟亚洲电视台合作，研制基于数字视频服务器的播控等*********的系统，这种应用的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年轻人出彩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创造团结和谐的环境。李远哲在美国******的体会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学生可以反对老师。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说，他之所以有七个学生获诺贝尔奖，最重要原因是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这么一种平等的气氛对年轻人的成长非常有好处。钱学森先生曾讲过一个例子，他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权威，有一次钱学森跟导师争得面红耳赤，导师非常生气，但稍后想想钱学森的看法是对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楼对钱学森赔礼。所以培育年轻人要有一个平等的环境，使年轻人的才能得到充分施展。

    我强调团队精神时经常使用日本人“下围棋”这个比喻，很多人知道这个比喻，这不是我的发明，只是我的发挥丰富而已。在美国华人里有种说法，比喻行事日本人是“下围棋”的作风，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利益和最终胜利而牺牲局部的某些棋子。最典型的例子是松下彩电，刚面市时一点名气都没有，他联合四家彩电厂商，搞出一个共同的协议，在日本卖高价获利润，在美国是倾销价、成本价，两年下来就在美国打开了彩电市场，后来取得垄断地位。今天韩国的民族精神、团队精神也很可贵，在韩国99％以上汽车都是韩国产的，企业事业单位不可能用进口车。企业单位用进口车，税务部门就要找你麻烦。一个交通警察看到进口汽车违犯交规，罚款就加重。尽管韩、日早期都引进大量外资，如富士通和西门子合资，松下和菲利浦合资，三星和三洋合资，大宇和通用合资，但都是先“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最后“把狼赶跑”。不过我们都把狼赶走也不好，都赶走了，谁来和我们签约？但合资要注意共同发展，中国这方面有点毛病，我们合资后连技术开发权都没有，这太危险，合资一定要干，但千万不要变成“引狼入室，被狼吃掉”，要坚持的开发权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步，否则毫无前途可言。

    讲团队精神我国也有一个光辉榜样，给我一生带来很大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原子弹研究。六十年代苏联专家撤走后，研制原子弹原理的任务落在了当时一批年轻人肩上，最年轻的是周光召，只有31岁。为首的是邓稼先，后来这批人中出了8个院士（7个科学院院士，1个工程院院士）。邓稼先的伟大不仅在于是美国博士，有才能，更在于能让手下比他有才华的人施展本领，包括研究原子弹原理作出头号贡献的周光召，研制氢弹作出头号贡献的于敏。杨振宁说：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假如是中国人，他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也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原子弹研制，这两人秉性有极大差别，邓稼先有才能，忠厚，一切以工作为重，同时能让底下人成绩超过他。而美国原子弹之父是锋芒毕露，经常打断老师讲课。中国需要邓稼先这种帅才，他是很好的学习榜样。

    第三是创造条件不断使年轻人的业务得到成长提高。第四是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我们要树立一种未来百万富翁是高科技年轻人才、是民族英雄的观念。微软靠认股权，培养了三千名百万富翁，我们中国要体现知识的价值，就要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造就这种百万富翁,靠他们的辛勤劳动，真正成为中国高科技的脊梁和民族英雄。

    今天把我包装上市，我只能讲讲多年来的体会，实际上我可能有两个优点：一是有洞察力，二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非常赞赏日本松下幸之助的成功秘诀，他说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努力奋斗；因为我比别人知识少，所以我要努力学习；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我要依靠别人。这也是我的长处。至于成绩是在各级领导和很多同事的支持和配合下取得的，现在却都归到我头上，所以我是在剥削大家、剥削年轻人最多的一个人，当然我主观上并不是要这样做，好在这点大家也都理解。

    注：1998年1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科委分别做出“关于向王选同志学习的决定”，并隆重举行王选先进事迹报告会。此文为王选老师在报告会上所作演讲。